编者按：身为山西新军决死队的抗日战士，他担任了“雷锋生前所在团”的首任团长；他是首批换上西装、肩负外交使命的军人，更是印尼抗暴斗争中的红色英雄。他与毛泽东、江青合影留念，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然而，他也被囚禁于秦城监狱九载，谱写了一段悲壮的篇章。他，便是姚登山，一位理应被历史铭记的“时代风流”。
2018年3月4日，我们共同见证了父亲离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而5月9日，亦见证了父亲百岁诞辰的到来。借此文墨，我衷心缅怀我敬爱的父亲。
姚登山，我的父亲，1918年5月诞生于山西省襄陵县，即现今的襄汾县。那是一个坐落在汾河东岸、塔儿山脚下的陈庄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之家。少年时期，他目睹了债主在除夕之夜的残酷讨债场面，亲身感受了祖父（我的爷爷）在贫困、辛劳和疾病的压迫下过早地离我们而去。虽然当时尚且懵懂，但他却本能地体会到了爱与恨，立誓将来要开辟一条与先辈迥异的生活之路。
十六岁那年，在祖父的支持与资助下，他得以继续追求更高的学术成就，直至高小。内心深处，他怀揣着通过文化与知识的强大力量，来重塑自己命运的渴望。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在学业上成绩斐然，多次名列班级前茅。然而，随着毕业的临近，他对于教师对学生所施的不合理体罚感到强烈的不满，因此投身于学潮之中。结果，他因此被学校开除，学业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1936年，东渡而来的红军抵达襄陵县，他们的宣传与教育在父亲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至1937年年底，父亲毅然投身于实则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决死三纵队。翌年春，朱德莅临晋中，亲自接见了父亲所在的决死三纵队宣传队。在讲话结束后，朱德挥毫在父亲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教诲。那一年，父亲刚好20岁，自那以后，他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1938年7月，襄陵汾东地区遭受日军、汉奸、土匪恶霸的蹂躏，烧杀抢掠，恶行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蒋伪军亦不时对乡里进行骚扰。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父亲不辞辛劳，四处奔走，积极筹备襄陵自卫队的组建，并领导游击战，与日伪政权对抗，打击邪恶势力。他率领部下与日伪军及土匪进行激战，屡建战功，令敌人闻风丧胆，在汾东地区声名远播，甚至被日伪军尊称为“姚神仙”。然而，日伪政权因羞愤成怒，于1940年一个深夜突袭陈庄，将祖父母及全家人共六口人拘押，企图以此逼迫父亲屈服。父亲得知此事后，立即致信敌人，以严正的言辞斥责他们的卑劣手段，并表明了他誓与日伪军血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最终，在无奈之下，日伪政权只得释放了家人。在父亲的领导下，游击队迅速壮大，发展成为游击支队，父亲担任了支队长之职。
在襄陵大地，父亲英勇抗敌的壮举广为流传，人们亲昵地誉称他为“姚疯子”，这名字背后蕴含着他与敌寇拼杀时的无畏精神，勇猛无畏。到了六十年代末，当我们重返故里投身农村时，那些淳朴的乡亲们便用快板的形式，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父亲与汉奸抗争、勇斗日寇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随着抗战胜利的曙光渐渐显现，1947年，我父亲亲手打造的独立团投身于解放临汾的激烈战斗。之后，该团挥师北上，加入了徐向前将军指挥的晋中战役和太原解放战役。战火蔓延至西北，独立团再接再厉，攻克了兰州，挺进青海，转战甘南，一路向西，直至攻克四川，最终解放了成都。正是一支如此英勇无畏、南征北战的独立团，孕育了后来的雷锋精神，而我的父亲，也荣幸地成为了“雷锋生前所在团”的首任团长。
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中央政府精心挑选了一批在战争中锻炼成长、政治立场坚定的军官，此举旨在强化外交部各级干部的阵容。
1949年12月，父亲毅然投身于成都会战的硝烟弥漫之中。伴随着成都的和平解放，他随即被调入中央军委的武官训练班，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为即将步入外交新领域打下了坚实的战前基础。
1950年8月，作为新中国首批外交使节中的一员，父亲与母亲相伴，并携带着腹中尚未降生的我，共同踏上了北欧丹麦的国土。自那时起，他开启了外交生涯的崭新篇章。
这张照片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大使馆庄严的升旗奠基仪式，而我，正安详地躺在母亲的子宫里，亲身体验了这一载入史册的历史性时刻。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批外交使节，其风采至今依旧熠熠生辉。这，是我诞生于丹麦哥本哈根仅一个月之际，父母所拍摄的宝贵合影。
我与父母的合影
1951年夏，父调往芬兰。
在芬兰的赫尔辛基，我的童年被无尽的欢笑和快乐所填满，而两个弟弟的到来则为这段时光增添了更多的温馨与欢乐。
父母参加芬兰使馆活动
1953年10月1日，我国驻芬兰大使馆盛大举行国庆招待会。
站在父亲左侧的是当时的芬兰总理，后来晋升为总统的吉科宁先生；而他的右侧则是担任翻译的杜钟瀛叔叔。杜叔叔在日后也于中国驻芬兰大使馆的岗位上光荣退休。
在芬兰的时光里，父亲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间维系着一段细腻的缘分。1952年7月19日，第15届奥运会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璀璨启幕，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荣幸地收到了奥组委主席及赫尔辛基市长的亲笔邀请，以及国际奥委会的正式邀请信。然而，那时的中国正值初创期，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的烽火，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都遭遇了重重困难。同时，国际奥委会对此态度摇摆不定，而台湾当局更是不遗余力地阻挠我国政府派遣代表团参赛。在赫尔辛基的街头，我国驻芬兰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有多家店铺公然悬挂国民党的旗帜，甚至有当地报纸报道了台湾运动员抵达赫尔辛基的消息。
在此情境下，父亲便与芬兰当局就国旗及台湾代表团的相关事宜进行了交涉，并就有人在赫尔辛基街头公然悬挂国民党旗帜的行为，提出了坚决的抗议。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代表团抵达赫尔辛基之际，奥运会已接近尾声。尽管无法全面参与本届奥运盛事，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却首次在奥运村及赛场上空高高飘扬，迎风猎猎。
1956年7月，父亲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习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紧接着，小组成员们齐聚颐和园之畔，留下了充满不舍的离别合影。
1957年二月，我国与锡兰（今斯里兰卡）正式缔结了外交纽带。作为首批派往锡兰的外交使节，我的父亲自同年五月起，直至1962年，在斯里兰卡度过了近五年的外交生涯。期间，他亲身投入并积极促进了两国间友谊的加深与扩大。
1957年5月16日，首批进驻锡都的外交使节，在风光旖旎的颐和园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57年6月20日，我国驻锡兰使馆在科伦坡盛大举行升旗仪式。在我父亲的右侧，尊荣地站立着我国驻锡兰大使张灿明及其贤淑夫人。
1957年8月，我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该国著名的锡兰山城——康提进行了友好的访问。
爸参加科伦坡外交活动
爸爸与科伦坡使馆同事合影
1957年2月妈妈在北京生下三弟，当年无法随父亲同赴斯里兰卡。直到安顿好三弟，把我送进学校，妈妈才去科伦坡与爸爸汇合。这是妈妈离开北京前，我们与锡中友协主席在北大学习中文的女儿共度周末的一刻
1960年10月，在亚洲最炽热的国度——锡兰，我们的家庭迎来了新的成员——我的四弟。
六十年代初期，四川籍的韩叔叔踏足京城，与父亲在颐和园的一处景致中定格了难忘的合影。在这张照片的背后，韩叔叔用简短的四句文字，深情地刻画了父亲与他之间那份深厚的战友情谊。
春日游园乐融融
尔我抗战在襄陵
记忆犹新话过去
今日人民多幸福
1965年9月30日，印尼军人势力发动了一场政变，夺去了时任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政权，并将其实施了软禁。为了缓解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军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反华、排华狂潮。在这股狂潮中，各地发生了对华侨的疯狂袭击与血腥镇压，甚至演变成了针对华侨的屠杀事件，使得中国与印尼两国的关系迅速陷入恶化。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总理下达了命令，指派外交部寻找一位资历深厚的干部前往印尼，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充任临时代办。经过严格的选拔，外交部最终选定了我经验丰富的父亲担任这一职务。1966年3月，父亲在关键时刻肩负重任，前往印尼。不久之后，两国间外交关系出现下滑，1966年4月7日，大使被召回国内，父亲随即接替临时代办一职，全面负责使馆的工作。
1966年，印尼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排华狂潮，出台了数十项专门针对华侨的排华政策。这些政策不仅禁止华侨涉足商业领域，还严格限制了他们在国内的迁徙自由，甚至禁止使用中文和汉字。同年五月，印尼政府一声令下，关闭了境内667所华文中小学。紧接着，全国范围内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也纷纷接到勒令关闭的指令，各地针对华侨的排斥和暴力事件呈升级态势。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期，位于风眼中心的雅加达中国大使馆，正面临着重重考验。
1966年4月15日的黎明时分，超过千名暴徒在百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和装甲车辆的协同支持下，驾驶卡车强行冲破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入口，如潮水般涌入使馆园区，毫无顾忌地破坏办公室、大厅及宿舍。他们捣毁门窗、家具，将客厅中的所有物品一扫而光，掠走汽车三辆，损毁七辆。暴徒将所劫持的文件、档案与书籍付之一炬，同时将贵重物品、个人衣物及部分家具明目张胆地装载上卡车，扬长而去。
在使馆陷入暴徒肆虐的混乱之中，他们狂妄地高喊，企图将那面五星红旗扯下，付之一炬。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父亲带领二十余名使馆员工，在国旗之下筑起一道坚实的人墙，试图抵挡印尼暴徒对国旗的亵渎。然而，狂暴的印尼暴徒竟然举枪射击，导致我使馆员工赵小寿不幸受伤。1966年4月23日，这位身受重伤的勇士被紧急送往国内治疗。（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与母亲一同前往机场迎接赵小寿归来，母亲在车内保持沉默，那一刻，她内心的忧虑与对父亲的关切必定难以言表。）
鉴于这一事件，父亲迅速召集会议，并向印尼当局表达了最为坚决和严肃的抗议。那幅珍贵的照片，永久地记录了父亲对时任印尼外交部副部长马利克的严厉指责瞬间。
在我驻印尼的大使馆遭遇暴徒的冲击，遭受了严重的损毁之时，这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与强烈的反响。事态平息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印尼外交使节纷纷前来表示慰问。这张照片捕捉了越南驻印尼大使及其夫人来访时，与父亲共度的那段温馨时光。
父亲向越南驻印尼的大使呈示了我国使馆遭受破坏与损毁的实景图像。
在与中外友人交往中，父亲总是以诚挚之心待人，举止大方，态度坦率。
罗马尼亚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官员们亦亲临我国使馆，带来了充满深情的慰问。
1966年6月7日，于雅加达，父亲与总领事徐仁叔叔以及众多同仁齐聚一堂，就印尼当时所遭遇的反华与排华局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在1967年的元旦佳节，使馆举办了一场热闹的联欢活动。在那场欢声笑语的聚会中，父亲担任了乒乓球比赛的裁判。
爸爸常参与使馆体育活动。
印尼享有盛誉的爱国华侨领袖宁祥雨，对祖国的情感深沉而真挚，堪称印尼华侨群体中一位具有非凡影响力和崇高声望的楷模。他多次受邀回到祖国，参加国庆庆典的观礼仪式，并游览各地，出席侨务工作会议。然而，在1965年印尼政变当局对华采取敌对政策，大规模打压华侨之时，宁祥雨不幸沦为通缉的目标。1966年国庆观礼结束后，他心怀对遭受苦难的侨胞的深切关怀，毫不犹豫地冒着个人安危，于同年12月再次回到印尼。翌年4月8日，宁祥雨不幸被印尼当局逮捕。在雅加达的狱中，他承受了残酷的折磨，却始终坚守着大义，坚贞不屈。因受刑过重，宁祥雨在狱中不幸离世。
宁祥雨的突然离世，在印尼华侨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愤慨之情。1967年4月20日的出殡当天，雅加达的华人社区自发组织了一场“抬棺”抗议行动。成千上万的民众积极响应，几乎所有华文学校的学生与教师都投身其中，加入了游行队伍，队伍的行进路程超过了十余公里。
尽管华侨以“抬棺”的形式进行抗议，未曾高呼口号，印尼当局却派遣军力阻拦了他们的送葬队伍。事态最终升级，雅加达的印尼伞兵战斗团竟然向送葬人群开火，造成十几名华侨受伤，演变成一场令人痛心的惨剧。我的父亲亲历了这场华侨的游行。上图为射击发生的一刹那。
作为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最高行政领导，我的父亲承担着代表中国政府在印尼的最高领导重任。自1966年履职以来，他始终驻守在雅加达，领导着使馆及所有在印尼的中资机构同仁，与印尼政府进行斗争，全力维护国有资产，保障同志们的安全，稳定华侨情绪，并妥善组织撤侨工作。凭借其丰富的战争经验，在那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他临危受命，不惧艰险，竭尽全力捍卫了国家的尊严。
在国际外交的棋局之中，父亲始终秉持着外交的原则与底线，面对那些侵犯我国权益的挑衅者，他始终坚持不退让。印尼当局在愤怒的驱使下，于4月24日宣布父亲以及我国驻雅加达的徐仁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下达了他们在29号之前必须离境的命令。在离开之际，父亲与徐仁总领事受到了使馆全体同仁深情的送别。
于雅加达国际机场，父亲及徐仁叔叔荣幸地迎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柬埔寨、阿富汗、叙利亚以及阿尔及利亚驻印尼大使馆各位大使及代办的热烈送别。
1993年，由曾任临汾市市委书记的李春芳倾力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英雄塔儿山》与读者见面。该书以真实笔触，生动记录了襄陵游击队及晋南人民在1940至1947年期间，抵御日寇、反抗蒋、阎反动势力的英勇斗争历程。书中描绘的奇幻策略、跌宕起伏的情节，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均以真实事件为骨干，生动再现了父亲所率领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与日寇、国民党展开长达八年之久的生死较量。书中详细描述了这支队伍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最初的几十人、几百人发展壮大至上千人的独立团，最终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成为雷锋生前所属的英勇部队的成长历程。
在最新力作的首发仪式上，父亲回溯往日的烽火岁月，情绪不减当年，言语中仍流露出那份炽热的激情。
1994年，我们的家从东单二条搬迁至了亚运村。尽管彼时的居住条件与今日相比颇有差距，但那段时光里，全家人总是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父亲尤为珍视这份由家庭团聚带来的幸福时光。
95年，父母游国。
游庐山96年
1996年，随着《英雄塔儿山》的问世，其姊妹篇《激流汾河湾》也应运而生。这部作品全景式、深入地描绘了坐落在塔儿山脚下的那一代革命先辈们的斗争历程，并通过隐蔽战线的视角，生动地展现了雷锋团前身的发展脉络。与《英雄塔儿山》相得益彰，它成为了传承革命传统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教材。然而，在今日的襄汾，多数年轻人已难以辨认出为家乡解放立下赫赫战功的父辈。但提及“姚政委”，这个名字却依旧在人们心中回响。父亲的英名已被镌刻在襄汾的党史、县志等历史文献之中，永世流传。
1997年9月，已届耄耋之年的父亲再次受到邀请，步履蹒跚地踏上了前往抚顺的旅程，旨在参加“雷锋生前所在团”为庆祝建团五十周年所举办的纪念盛会。
1998年三月，父亲不幸因病与世长辞。在那个由家人、远道而来的国内外好友，以及雷锋团代表们共同出席的葬礼上，他安静地走完了人生旅程。尽管离去之际留有遗憾，但那些由战友、子女、乡亲、挚友共同撰写的悼词、挽联、诗词，无疑为远方的父亲在天之灵带来了深深的慰藉。
荒堆无草树无枝
懒向行人问惜时
平生坎坷漫多事
终留正气在人间
姚登山先辈千古
杨华山书于京
一心跟着共产党
出生入死干革命
塔山证汾河明
我们永远怀念您
张宗彦、郑爱莲
悼念亲家翁书杨华山
子女的悼词：
敬爱的父亲，您带着无尽的遗憾悄然离去，将永恒的哀伤与无尽的思念深植于我们子女的心田。
敬爱的父亲，您在八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历经风雨，穿越枪林弹雨的考验，踏过坎坷不平的道路，然而您始终挺立，泰然自若，无论荣辱，皆能淡然处之，以从容的笑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亲爱的爸爸，您一贫寒家庭之子，因不甘忍受剥削欺压，年仅十八岁便率领家乡的贫苦农民，反抗恶霸劣绅的压迫。二十岁时您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家乡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您出生入死，不惧日寇的威逼胁迫，舍小家保国家，狠狠地打击着侵略者，令日寇汉奸闻您名而丧其胆。您英勇杀敌威震敌胆的传奇故事至今仍在故乡的塔山汾河间广为流传。
敬爱的父亲，在驱散了日本侵略者的阴霾之后，您未及卸下战袍，便毅然投身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伟大事业。您带领子弟兵，从华北到西北，再转战大西南，浴血奋战，历经临汾之战、太原之围、兰州之役、成都之战，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生死搏斗，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您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赫赫战功。亲爱的父亲，在人民政权成立之际，您又毅然投身于外交领域。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您先后出使丹麦、芬兰、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无论身处何地，担任何职，您都坚定执行党的外交政策，忠实地履行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尤其在60年代中期，面对中印尼关系恶化、印尼排华浪潮汹涌之际，您临危受命，肩负国家重托和人民期望，不顾个人安危，率领全馆同仁，冒着生命危险与暴徒展开英勇斗争，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了民族尊严，为新中国外交史谱写了辉煌壮丽、不可磨灭的篇章。
亲爱的爸爸，在那黑白颠倒、人妖混淆的疯狂年代里，您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错综复杂、是非难辨的政治斗争漩涡中，从印度尼西亚的抗暴斗争第一线回到国内不足一百天，您由一个"红色外交家"变成了"野心家"，而后又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一坐就是九年，而您仍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性念和无限忠诚。您深陷囹圄，却还教育我们要相信共产党，要努力为党学习工作。您对我们的教导使我们能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里生存，得以在开放的时代里发展。亲爱的爸爸，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您对党都忠贞不渝，始终信仰着您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您不求功名利禄，尽心尽力地为党工作；您艰苦朴素、身先士卒、平易近人；您光明磊落、坦诚正直、任劳任怨，凡是与您一同战斗工作过的人，都评价您是好人。您性格开朗、豁达、乐观，虽然"文革"强加在您身上的不实之罪至今无法澄清，但您不计个人得失，仍然关注着祖国的改革开放，自费访问经济开发区，为祖国的建设出谋划策；您为人诚恳、热情、宽厚，您虽然年事已高，却不辞辛苦，热心助人，时刻关心着家乡的经济建设，多次前往雷锋生前所在团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直至您不得不躺在病床上时，您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关心着您的老部下、关心着养育过您的家乡......亲爱的爸爸，您走了，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回忆和思念；您两袖清风，但您的优秀品格将是我们儿女永远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亲爱的爸爸，您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儿女们的心中。
正心清名利
慈心真义
苦甜荣辱变迁
百日起落，终生受屈。
荣辱名利身外物
是非曲直任评说
爸爸，您安息，我们永远怀念您！
您的儿女们
一九九八年三月
父亲离去匆忙，未能留下只言片语。然而，我们遵从父亲生前对故土的深厚情感以及对家乡的深切眷恋，将他送回了那片养育他的土地。
踏上革命征途，南征北战，将生死置之度外，汾水哀鸣，共同悼念抗日民族英雄，其功勋永载史册。
峰峦叠嶂，道路崎岖，勇士们勇往直前，披荆斩棘，荣辱不惊。在塔山这片悲壮的土地上，我们凭吊那些英勇的红色外交战士，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流传于世。
父亲安息于襄汾县张纂烈士陵园，与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英勇捐躯的烈士们同眠。我们坚信，这正契合了父亲的心愿。
记录了父亲战斗故事与足迹。
我们时常“探望”那位不再被打扰的父亲。在塔儿山脚下的汾河畔，他的战士们日夜守护，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悉心照料，父亲得以安详地长眠于此！
二十载春秋逝去，父亲的形象却始终铭刻于子女心间，他那雄伟的身姿，仿佛从未远离，依旧屹立不倒！
在2018年的清明前夕，我对父亲的墓地进行了一次修缮，并将已于2017年仙逝的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
母亲与战士陪伴，父亲不再孤单。
2017年2月5日增补。